一个回沪知青家庭，从铀矿工人到上海老城厢的住户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⑲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从上海老西门地铁站出发，王家洲穿过中华路，沿着梦花街走去他与文庙一巷之隔的家，去与他的父母见面。高楼和大马路瞬间消失，眼前是窄窄的弄堂和低矮的天际线。
这一带叫“老西门”，原本是明代建成的上海县城西门仪凤门所在地。原来的城郭区域现在被称作“老城厢”，被中华路和人民路环抱着，两条路曾是当年的护城河。老城厢被视为上海城市发源地，直到晚清上海开埠后，这里也始终是与租界比邻的华界。
王家洲中专毕业，是一名 120 救护车司机。1985 年，他出生在江西东部抚州乐安县一座叫“古城”的小城。这其实是一座新城，名字来自旁边一座叫“古城”的村子。
1957 年，古城附近的相山发现了铀矿，第二年，地质工作者来到这里开挖矿井。很快，这里成为中国最大的铀矿——721 矿，全国各地的专业人员不断来到这里，到 90 年代初的鼎盛时期，作为矿部所在地的古城人口达到 5 万。
王家洲的父亲王乐，当时是一名从这个上海老西门文庙边的院子走出去的知青，在 1970 年在乐安插队之际被偶然招入 721，从此在那里工作生活了 29 年，直到 2000 年回上海定居。母亲姚岚是江西萍乡人，6 岁随父母迁到 721，后来在矿上参加工作，直到 2005 年退休后来上海与父子团聚。
院子里，王乐正在一排水池边洗菜，嗓音洪亮，笑声朗朗。姚岚原本在一旁与丈夫聊天，此时冲着来客点头微笑。
他们的房子是由一落十来米宽的瓦房用木板隔成的五个单元之一，它又进一步被隔成上下两层。楼下一间高约两米，宽 2 米，深 5 米。最靠里的一张大床撑满了房间的全部宽度，占据了房间近三分之一的面积。房间门口架着一部木梯子，需要手脚并用爬上阁楼。这是另一间卧室，由于斜屋顶的缘故，可以走动的面积比楼下更小，但是屋顶高处却很高，天光从一扇老虎窗照进来。两层都没有卫生间，厨房搭在屋外，两平米，刚够一个灶台和一个站立的身位。
王乐说，因为新增的搭建和后加的边门，一般来访者不会注意这其实是一座三进传统江南大宅的最后一进院落。他们住的是最后一落房，原本应该是杂物房，所以比前面的房子更低。当年他奶奶从杭州携子女来上海与姐妹团聚，最早住到这里。当时房间的格局应该更大。但在他童年，房子就已经是现在的格局。他是六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五，当时全家八口人拥挤在这两层 17.5 个平米中。
2000 年王乐父子回沪，屋子里还住着王乐的母亲和三哥父女，王乐父子向旁边邻居借了个 10 平米的单间住，月租 300。2005 年，王家洲母亲从江西来沪，一起住在租来的单间。2008 年三哥父女搬出，王乐夫妇搬去老屋与母亲同住，王家洲留在单间。这时他 23 岁，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间。2010 年王乐母亲去世，王家洲退了单间搬去老屋与父母同住。2013 年王家洲结婚搬出，父母在老屋居住至今。
夏天开始，政府把这里的房子粉刷一新、换了屋瓦，还给装了抽水马桶。马桶占去王乐家狭小的居室一个平方，离饭桌一米，没有遮挡。在老城厢的北部，今年两个大型地块正在大规模动迁。我问王乐，政府来修房子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动迁了？“这倒不一定，政府的决定也经常改”，王乐说。
他告诉我，别看这间房子算是“棚户”，但也能卖 260 万，主要是因为是学区房，对应老城厢几所很好的学校。但房子里有 6 个户口，除了王乐一家三口，还有王乐三哥父女，和侄女两岁的小孩。关于卖房，侄女还没有考虑好。
事情就这么搁着。18 年来，王乐一家看着邻里的变化。早几年，只要天气好，巷子里坐着一排老人，可现在差不多都去世了。院子一圈 13 户，彼时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现在老邻居只剩 7 户，且年轻人都已搬走，有的房子空着，其余 6 户，都成了低收入的外来打工者。
“最幸运的安排”
王乐生于 1953 年，是“老三届”的最后一届。1968 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插队落户是他这个年纪青年的必然命运，问题只是会去哪里。
第二年，学校发来通知，要他去黑龙江军垦农场。但谁都知道地处偏远、天寒地冻的黑龙江是最糟的选项。正在此时，隔壁邻居沈家姐姐从抚州发来消息，说抚州可以接收院子里所有弟弟妹妹。这位比王乐年长十岁的姐姐在 1960 年去了江西永修参加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后分在抚州，1968 年刚被下放当地农村接受再教育。她所在的生产队并没有接收知青的指标，但她不想让自己的弟弟和邻家弟妹去别处受苦，特地去要了几个名额。
熟悉的伙伴可以去同一个地方，而且是不冷不热、据说“没饿死过人”的江西，青年们和家里人都非常高兴。1970 年 4 月，王乐和邻居小伙伴们一起坐火车来到抚州乐安农村。
“至今我仍然觉得这是最幸运的安排”，王乐说。
第一年种水稻，每周休息不止两天，政府每月提供 40 斤米、半斤油、半斤肉的配给和 8 块零花钱。一年的粮油副食配给结束后，大队从队里的夏布厂支了两桶本是用来给布料上浆的菜籽油给知青们吃。又过了半年，721 矿来村里招工，王乐当时对 721 的全部认识，是路上仅有的公交车是这个大单位的。结果这批上海知青全部加入。王乐说那时没人指望过还能回上海，看到有进国企的机会，自己就决定了，也来不及和家里说。
到了矿上，这批上海知青无人下井，全部被安排在地面工作。王乐猜，这是因为抚州有人关照。从第二年开始，新进厂的男青年全部下井。新职工来自全国各地，但最多的是两批人——来自上海的知青，和从北方工矿企业抽调的年轻工人，各有一两千。江西人只占少数，主要来自抚州和南昌。和很多大型国企一样，721 的方言是普通话。
没人确切知道铀矿会给健康带来什么影响，只知道对身体不好，下矿的人得肝病、肺病比较多。因此，721 职工收入比一般企业更好，每月每人两罐奶粉、几斤鸡蛋、植物油和猪肉。
也有年纪更大的熟练工人。姚岚的父亲来自江西矿山机械厂，与王乐分在同一个车间，王乐做维修，丈人做机械加工。
1981 年，王乐和电话接线员姚岚在当时的矿部所在地莲塘村结婚。次年 1 月，两人搬到了 6 公里外的古城一间 16 平米的职工宿舍。那是一栋苏联式的三层楼房，每层四户，中间一条走廊，南侧是房间，北侧是各家的厨房，每层合用一个卫生间。
1964 年造的房子，青砖的外墙一下雨就又跟新的一样。一条公溪河从小城东侧流过，河床有 200 米宽，在未来的 20 年里，王乐会见到河床上的沙洲不断扩大，直到一眼望去仿佛海边的沙滩。他认为这缘于 721 人口的不断增加。在电力和液化气供应不足的年代，人们纷纷上山砍柴，一个小山包几个月就砍完了。在鼎盛时期的 90 年代初，核工业部 721 矿有 1.1 万职工，古城作为职工与家属的生活区，人口达到 5 万。
“我们王家门里，电视我第一个有，沙发我第一个有，儿子也是我第一个有！”回忆这些往事时，王乐提高了声音说。
1985 年，王家洲出生在全抚州医疗水平最高的 721 矿古城医院。这年，王乐去旁边的崇仁县供销社花 1190 元——大约 30 个月的工资——买回一台 14 寸日本 ORION 彩电，还给小小的居室添置了一部三人沙发。
“我们单位蛮超前的”，王乐说。虽然地处偏远的深山，但国企的生活条件和文化氛围，要远比地方上优越。新鲜水果、冰鲜带鱼等外地副食矿上常年发放；90 年代末，每个小单位都有了自己的电视台，古城的大礼堂 1996 个座，逢年过节的演出在各个矿区直播（王家洲就没少在电视上看父亲引吭高歌）；外来新词频繁进入 721 职工的语汇（90 年代他们就说“酷”），被地方上的人称作“矿语”。
姚岚说，因为上海人多，每年春节过完大家从上海探亲回来，你就能在古城街头看到今年上海流行什么羽绒服、什么包。王家洲说，有一年不知是上海还是南昌的肯德基推“书包套餐”，过完年同学们纷纷背着肯德基书包来上学。他还说 90 年代的古城就和电影《青红》一样，从外面传来的消息总能在小城引起思想的躁动。
721 的矿石经铁路被送往西北提炼，为核武与核能的发展提供着关键的原料。它的兴衰，也完全取决于国家的核工业政策。事实上，从 80、90 年代起，国家就开始对 721 实施限产。姚岚记得，到 2000 年时，来自非洲的矿石不仅比 721 的便宜，而且品质更好。国企办社会的体制，也让 721 组织机构臃肿。“90% 的人都不下井”，王乐说；“园林科、房产科、生活科、电大、水电公司、广播电台，什么部门都有，就和一座城市一样”，姚岚说。到 90 年代末，矿上开始鼓励职工外调，甚至给予接收单位每人两万元的补助，每名外调职工则能得到两立方木材，用来包装家当，矿上派车把他们送往全国各地。这些接收单位远在江浙、华北，来自完全不相关的行业，比如，葡萄糖厂。
“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人家在打包，最后调出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姚岚回忆，“一方面是人们都想落叶归根，但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不希望下一代生活在有核辐射阴影的地方。”她和王乐承认：核辐射从未在 721 造成过恐慌，但是要让下一代面对，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跟我来上海受苦了！”
1979 年，正值知青返城潮，姚岚跟着王乐第一次来到上海。王乐没打算回城，而是准备和姚岚在江西结婚。
王乐早就跟姚岚打过“预防针”：家里房子很小，但没说多小，所以姚岚一进屋还是震惊了。那时王乐父亲躺在床上咳嗽，一只煤炉在屋角烧着。王乐也不适应，“每次回上海都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他说。这不仅是因为小，也是因为没有厕所、浴室，习惯了国企现代生活的他，在上海感到了落差。
“跟我来上海受苦了！”说这话时，王乐扭头对妻子笑。
1987 年，两岁的王家洲被抱在怀里，第一次乘火车来到上海。此后每三年总能回上海至少两次。路线不曾改变：在古城的江边站上火车，走那条 60 年代为运送矿石而建的 123 公里的向乐线，到南昌向王乐当地好友拿到代买的火车票，然后从南昌坐硬座到上海。
“所以他三岁就会画火车，画得可好了！”王家洲在网上最喜欢用的头像是他十岁时的一张照片。照片里，身穿短袖短裤的他面对镜头舔着一根冰棒，背后的铁路桥上，一列红色的火车疾驶而过。那是他在深圳探望正在援建大亚湾核电站的父亲时的看火车经历。
但他正式成为火车迷，要等到回上海之后。2004 年他偶然发现了几个火车论坛，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聚集着众多痴迷冷知识并热衷交流的人，这对他回沪后常常孤单的生活是一种极大的充实。从此他每年都把假期花在从事一种火车迷称作“运转”的活动——坐火车考察特定线路，看它的线路设计、车站设置、基建配备、沿途人文地理等有关铁路的一切。比如 2014 年，在青藏线新关角隧道贯通之前，他专门从上海坐车最后体验一次青海湖西侧即将成为历史的、被称为“登天的梯”的关角展线。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 ，房门敞开着，邻居正陆续回家，不时向屋里打招呼。尽管说的都是家事，一家人全然不介意被外人听到。似乎是狭小的居室和杂居的环境，让他们对私密性的看法与商品房里的人们不同。早几年，王乐家是院子里唯一有圆台面的，邻居要请客都会来借。如果他自己家请客，则会把圆台面摆去邻居家——等于是向邻居借房间。邻居会提前吃完饭出去散步，把自家房间让出来。还曾有过邻居家结婚客人太多，因此借了好几个邻居的房子，每家摆一桌。
这些是他 2000 年回上海后看到的。
全家落户
1995 年，王家洲的户口就迁回了上海。本不该这么早的。这年文庙片区传动迁，为了防止居民突击增加人头博取更多补偿，政府打算冻结户口。因此，街道允许知青子女在冻结前把户口迁回。在王乐的记忆中，除了这次，2001 年还传过一次动迁，之后就没再提起过。
2000 年王家洲初中即将毕业，父母觉得是时候送他回上海了，不然语言的适应会更加困难。王家洲在家一般说普通话，上海话是从父亲和矿上的上海人学的，但是口音、词汇已经和上海不同。
这年 5 月的一天，王家洲独自提着包，正式踏上“回沪”行程。他从江边站坐 5 小时火车到南昌，在父亲朋友家拿票、吃饭，之后又继续坐 12 小时硬座抵达上海。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稀松平常。这一年，全家往返赣沪两地 13 人次，为了王家洲中考择校、入学，或仅仅是因为怕他孤单父母前来陪伴。
其中一次，王乐离开上海后去了连云港。他想看看能不能调去田湾核电站工作。那里的待遇要比 721 矿好得多，如果调得过去，那么他就可以在那里专心挣钱。他说就和少年离家时一样，即便那时他也没有想过此生一定要回沪。但在得知田湾没有机会后，他回到古城就递交了辞呈。
2000 年底，王乐在离家 31 年后，回到上海定居。
“爸爸那段时间还是蛮难的”，王家洲指父亲回上海的头六年。那段时间王乐陆续做了五六份厨师的工作，有时是饭店，有时是食堂，最短半年，最长也就一年多，还在家待了几个月。
而姚岚在这个时期，每年大量加班攒出三个月假期来上海，用她的话说，是“做三个月钟点工”——服侍高龄的婆婆，照顾儿子、丈夫，还有尚未出嫁的侄女的起居。
和几乎所有回沪老知青一样，他们曾面对户口迁移的问题。因为落户政策不明确，有主观把握的空间，王乐在 2004 到 2005 年间的一整年，在每个周四的“所长接待日”去派出所做沟通。他的户口最终在 2005 年解决。而姚岚的还要等到 2010 年，她来沪的五年之后。
有一种说法是，当年上海的百万知青中，有三成没在 1978 年后的回城潮中回沪。至于这其中有多少人和他们的配偶、子女最终回到了上海，难以找到相关统计。但光是从 721 矿退休回到上海的老知青就有一千多人，还不算他们的子女和配偶。老知青的落户问题，造成了大量与原生家庭的纠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房子——已经成为户主的兄弟姐妹不愿意他们落户，怕来瓜分房产。为了顺利落户，老知青立下放弃房产字据的也不在少数。但在动迁和房产转让时，矛盾常常又爆发出来。
在王乐夫妇的印象中，在回沪江西老知青中，最典型的是孩子落户上海，而父母仍在江西，领取江西的退休金，尽管人在上海。也有人因为无房可住，在上海打了几年工又回了江西。全家落户上海的，非常罕见。王乐认为，他家能把户口落在老屋，与当时母亲仍然健在有很大关系，尽管三哥也是个讲兄弟情谊的人。
为了儿子提前 14 年退休，及时办出上海户口并开始交金，让王乐有资格领取上海每月 4800 元的退休金，是如果不提前退休能在江西拿到的退休金的两倍。在一千多名回到上海的 721 矿退休知青中，绝大多数领江西退休金。由于出现过冒领事件，从某一年起，他们每年须向江西寄送指纹。
“都拆掉，就不是上海老城厢了”
屋子小也有一个好处——暖和。但姚岚说，最近政府给屋顶换瓦后，原本气密的阁楼就变得四面透风，空调打不暖。我顺着问她是否期待动迁。她说：“怎么不期待？他奶奶晚年也常说‘我这辈子怕是等不到动迁了’。”当王家洲到了结婚年龄，父母也就越发着急。
2007 年春节，上海房价正在疯长。一家三口在萍乡家洲外婆家过年。母子俩原本只是去遛个弯，逛到铁路边一个新的小区正在卖 11.8 万 110 平的公寓，定金 200 元。母子当即决定买下来，纯粹作为投资。
2011 年，王家洲在上海西部远郊的青浦区华新镇看到一处三室一厅的小产权房，卖 32 万，有几十栋，还打算建二期。他把萍乡的房出售，买了这套，有把它作为婚房的想法。
但华新镇毕竟是个刚从农田里开发出来的新区，缺少生活氛围。2013 年开始，王家洲借开救护车穿梭于全城各个角落的便利，特意留心几个郊区中心城镇的房子，最后选定了他认为生活氛围最好的嘉定老城。2016 年，他卖掉华新的小产权房，买了嘉定老城博物馆边上的一个老小区的两室户，每平米 1.8 万。
“我们当然希望动迁让儿子有婚房，但是等不到，只能靠家洲自己到处买了卖，卖了买”，姚岚说。
王家洲 2014 年结婚后，住在妻子家的房子里，嘉定的房子目前出租着。王乐夫妇正在打算春节后搬到嘉定去住。王乐说自己是个念旧的人，喜欢嘉定老城的生活便利和历史沉淀。和历史上的上海县城一样，嘉定老城至今被护城河包围着，离他们的房子不远处，也有一座孔庙。
他并不像姚岚一样期盼动迁。“如果能够和隔壁打通，有两个这么大，我就还是愿意好好弄弄，在这里住”，王乐说，“但现在实在是太小了，装修也不解决问题。”他甚至觉得，只要能有两倍大的空间，相比七八年前的动迁补偿条件——安置房更临近市中心、面积也很可能更大——他还是更愿意在老房子住。
从今年起，在复兴东路以北，同属老城厢的亚龙和福佑两大地块开始大规模动迁，涉及上万户居民，与此同时，复兴东路以南却开始修老房子。
“都拆掉，就不是上海老城厢了，不如叫‘黄浦新城’、‘南市新城’算了，全都割裂掉了”，王乐说。
“前几天媒体上讲这儿的几条街要保护，我心情也很复杂，我也不想走，希望它改造好，但前提是把居住条件改善，但现在住在这里实在是不方便”，王乐又说，“抽户是最好的办法，那么独立的卫生间、厨房就可以增加”。对于“谁该被抽户”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是那些长期房屋空置的人家。
他回忆起自己青少年时期的老西门，曾是环城里商业最繁华的地段，一批老字号的总店沿中华路排开——乔家栅、大富贵、全泰、老同盛。“我发现上海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以前都是线型的，现在都变成了点状，都跑进商场了，马路上没人了。”
“安置房小区冷冷清清，还不如回 721 呢”，他又说。但这只是对某种情绪的表达，因为 721 已经回不去了。去年他和姚岚回过一次古城，看到以前的房子楼下草已齐腰高。2002 年 721 矿重组，原来的一万多职工只留了 100 多，古城基本被遗弃，原来的居民搬到了在抚州、鹰潭和南昌集资建设的小区。姚岚和王乐当时也拿到了买房指标，但他们知道不会再回来，把指标放弃了。
“那时谁会想到房产投资？”王乐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除另行说明，配图均由蒋亦凡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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